哲人日已遠 典型在夙昔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梁潔芬修女

本篇藉著與感恩人物的交往，間接反映出作者對上主、對修會的感恩之情。

我是個香港的原住民(蜑民) ， 屬居住在水上的少數民族，祖先生活在香港銅鑼灣避風塘的漁船上，他們平日在海上以捕魚維生。避風塘西岸是沙德爾聖保祿女修院香港的總部，那些法國修女在避風塘贈醫施藥，聖保祿學校的女生舉止斯文，使這一帶漁民對修女發生好感，所以父親要他七個孩子都要在天主教學校唸書，我家雖然認識法國修女，但對她們服待的天主一無所知。

1953年我在聖保祿中文部初中畢業，因為不肯被降兩班，由中文部轉到英文部的Form 2(英制的初中二) 就讀。當時，在北角半山中安台的寶血女子中學，是剛從灣仔遷到的新校，但進入高中一年級作插班生，名額不多，取錄的可能性不保；於是父親就動腦筋託他的好友，輾轉找到程野聲神父介紹，當時的呂㜣金修女校長，只看我的原校成績，就把我收錄。這就是上主藉程神父在他被殺前一個月，把我送進寶血會的園地。程野聲神父可以說是一位殉道者，也是我要感恩的第一個人，是他介紹給我在寶血會修女開設的寶血女中的天主教。他為我敲開了寶血女中的大門，是我認識寶血會的第一步。天主教會在寶血女中由寶血會修女演譯，與前者我所接觸的形像截然不同。

在寶血女中求學三年，遇見年青可親可愛的美術科老師嚴雪嫻修女；她的和靄可親是學生們簇擁的對象，他在學校三樓樓梯轉角的小桌，當作她的辦公地點，在這小桌前常有同學聚集。我不喜追星，卻遠觀這現象；但嚴修女知我來自聖保祿，卻來追我，找機會和我談話，邀請我認識天主教，請我加入慕道班。為了不讓老師失望我參加慕道班，終於在半推半就的心情下領了洗。如今想起來，嚴修女的傳教精神令我敬佩，感謝她對我鍥而不捨，把救恩白白送給我。1955年她使我領了洗進入天主教會，藉著聖洗作天父的義女，耶穌的姊妹。嚴雪嫻修女厥功至偉，至今想起，感激不盡。

校長呂㜣金修女是學生們不敢親近的對象，但領了洗加入聖母軍青年支團，才有機會接觸她，剛畢業又回母校，和青年老師和職員共同從事聖母軍的活動，感受到呂校長非常善待老師和員工，所以外教的老師宿儒也一一被感召領洗入教。她是我仰止的高山。呂修女不但盯著我，還推薦剛領洗的我，到隔壁的聖猶達堂去，幫忙本堂何達華神父，先派發救濟物品，後幫助堂區的行政上的文書工作。

這位何達華神父，接過呂修女的棒，在靈修生活上陶冶了我，領洗兩年後，告知我應進修院了！當時我是他工作的助手，他坦白對我說，從人性來看，他捨不得我進修院，但他知道是上主的意願，他讓步了！1958年的夏季進入北角的備修院。同年11月21日進入初學院。何神父的牧靈工作是一流，家父是他親手教道理而領洗，以後他和何神父的交情深厚異常，每朝早開車載我和妹妹望彌撒後，才送我們上學，為他而言，參與彌撒是他送我們上學的條件。有何神父的指導我才有膽，踏進生活迥然有異的修道生活。他答應為我的聖召不斷祈禱不停辨別。為聖召而言，何達華神父是大恩人。

當我在暫願階段，接受培育時，香港教區副主教徐誠斌神父，是我要感謝的一位。沒有這位睿智開明的教會領袖，我不能進香港大學。這位牛津畢業的學者，未晉鐸前已是南京中央大學的英語系教授了，他對培育年青一輩的神父修女，非常關注非常積極，對香港土生土長的寶血會特別關注，稱我們的寶血會修女是「香港教區長女」。

我幾經艱苦，在焚膏繼晷的苦讀兩年後，1963年我考上收錄率是8%的香港大學，但照梵二之前的會規，修女不能單獨離院外出，加上某國際修會長上的意見，香港大學的學術文化風氣不利修道生活，她們先後有兩名修女入讀香港大學，不到畢業她們就離開奉獻生活。她向會長呂修女提議，派我留港攻讀倫敦大學的遙距課程。在兩個負面意見下，呂修女帶我見徐誠斌神父，採取第三個意見，怎知那位聰明而開放的副主教，先教訓我們守會規的精神，他對呂修女說：「會規是為人服務，而不是人為會規服務，我寬免梁修女每天獨個兒去港大上課。」他轉面對我說：「我們信任你去港大求學，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教會去用心讀書。」徐神父的鼓勵不但說說而已，而以具體行動表示支持。事後，給了一份豐厚的獎學金，並囑咐在同學前的消費上不要太寒酸。他的信任，醍醐灌頂，使我日後用嶄新的態度處事，並心裡起誓總不要做對不起教會和修會的事。徐主教(1969-1973)的眼光獨到，相人準確，當呂修女當了十多年會長，在60-70年代帶領修會發展多多年，照會規要退下來時，他慨然說：「為呂修女是個大解脫，但為修會是個無可補償的損失。」

莫慶如副會長修女是在修會中思想開明，而靈修和祈禱生活是一絲不苟的人，她在修會的領導階層時，重開栽培了不少晚輩，她帶著我在1967-68年到尼拉的東亞牧民學院，進修了一年牧靈神學，親自體驗她的獨到眼光和感召力。這是剛在梵二改革之時，她以千鈞之力帶動改革，使保守的人望而生畏，但在1973年這位明察徵兆的領袖，離我們而去，當時我失去遮蔭的大樹。到今天雖然天人兩隔，但我時時對她不能相忘，我對她感恩和孺慕之情，未嘗稍斷，我們等著在天上暢談時代問題。

金禧中學事件我是主角，我是在七零年代夾在政府、教會、和社會主義理想之間的人物，三方面的的互動和私下的鬥法，我是夾在其中。所有因學校行政錯誤和金錢上的紏紛引起的惡果哄動一時，在心態上上，我承認在35歲已死，等候七十多歲後下葬。這件政教關係事件相信要我大歸後，才能自由地公開的討論。對修會聲譽的傷害，我請求修會會長和它的議會討論，是否需要我離開修會。非常感謝當時的會長胡秀英修女，當討論一有結果她馬上暫離會議室，用電話告知修會留我繼續修道。我自己當然無意離開修道生活。理由很簡單：一名已婚女子在事業上失敗，一定向身邊最親的丈夫尋求支持，我已許配給基督，在事業失敗後，那有這樣愚蠢離開修會遠離基督，使自己孤立無援呢？

我活在金禧事件的頹垣敗瓦中，出現了顧汝德先生(1938-2020)，他是上主派來的救星。從1980年開始，他引導我從新振作，在研究中國大陸教會問題開始教導，在他的門下受教不經不覺已有40年了(1980-2020)，他在2020年4月24日即聖史馬爾谷瞻禮前夕，走完塵世的路，返回天家了。

四十年來，在學術工作上，是他扶著我成長，到他離世的一刻未有稍停。從1980年在聖神研究中心開始，中國政治和公共行政最基本知識，是由他教授的，在港大修讀亞洲研究的碩士課程時的論文，是他手把手的教我撰寫的，到倫敦政經學院攻讀博士課程，沒有他各方面的鼎力幫忙，不能成行。在倫敦撰寫論文期間，導師易浩德教授Michael Yahuda知他幕後協助，非常放心，所以當我畢業考口試時，他可以放心大膽的去了蒙古作田野研究，因顧師已詳讀了論文初稿，而寫了七頁的修訂建議了。

我在大學任教期間，要從事學術研究，他總不會指指點點告訴我應做什麼不應做什麼，給我很大的自由作選擇。但當我將研究計劃，以及論文初稿每次呈上，請他批評和指導時，無一例外，他總有很多嶄新的建議，使原文生色不少，有劃龍點精之效，所以很多篇研究的成果，可以刋登國際級的學報上。多年來如果我的研究有穩健的進步的話，他的循循善誘、拓展我的視野、加深我的研究的功力、是主要的原因。

在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，他在港主持作為政府智囊中央政策小組，人們對我說您的「魔僧」師父真利害，除了從容不迫的應付香港政府那群官老爺外，還能老神在在的面對北京政府。我對來人說我的師父不是魔僧，而是如假包換的現代版St.Thomas More。

2017年前夏天，他從愛爾蘭來港做研究，我從台灣回港辦點事，我們在金管局大樓底層的Starbuck咖啡室見面，談台灣天主教研究的問題，他好像有預感是師徒最後面對面的談話。他以這段話作結：「記著，金禧事件為您是化了裝的祝福，沒有它您只是香港數百間中學校長之一，60歲退休後將與草木同枯，何來今日您在學術界的殿堂上有研究「中梵關係」的成就。努力罷！您台灣的天主教研究剛起步，要繼續走下去，有很長的路要走。」回想起他這番話，我仿然大悟，是他在失敗事件的頹垣敗瓦中，把我撿起，包扎傷口後施以教導，四十年來如一日，從滿臉塵垢的失敗者身上將我變化和培育起來，可謂恩同再造。

自從藉著在寶血女中初次接觸寶血會修女後，在修會的63年生活中，我身邊掠過身影使我感謝、感動和難忘的有多位：例如：首先作為家政老師的彭志一修女，教導我們將廚餘和垃圾包好後才棄置，她是使我日後家居環境因而有改進的人。澳門清安醫所院長譚惠文修女，對我當時從事管理越南船民收容營工作非常體諒，這項工作是與修道生活時間顛倒的的工作，24小時照料收容營的生活和秩序，每次船民被外國收容時，晚上半夜出發離開澳門，翌日在香港登機去目的地，我手持他們的出入境證件，點送他們離開澳門，半夜一兩點後從碼頭才能回院，譚修女對這種情況沒有半句抱怨和疑問，她的信任，寬容、和支持使我工作沒有壓力。麥穎儀修女多年來對我默默的支持，她雖然對學術界沾不上邊，但當我有機會到粉嶺總部，總要找她談話，她的聆聽和了解，像清明的春雨潤地無聲，使我的心田滋潤起來。

在修會內許許多多未及深談和了解的修女，擦身而過。還有以我有稜有角的性格開罪了不少的姊妹，在這裡懇求她們的寬恕，在百週年的慶節上，連同在天上和暫居塵世的每位修女，借用哲人的睿語表達我們的願望：「歷盡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」。

撰稿人：梁潔芬修女